我们这个社会有一种躁热症在盛行，这种躁热症要比甲型流感还可怕。因为躁热症不仅带来思想的激进和偏执，而且易忧郁，对什么事都喜欢用怀疑的眼光去看，这是不是假的，这能实现吗？
远的不说，就拿最近的事例来说，神木县实施“全民免费医疗”制度,全县40万城乡人民群众从此可以“看病不花钱了”。于是责难声一片，不需看文章，只需看“标题党”制作的标题就怪吓人的，“闹剧”、“乌托邦”、“大跃进”、“放卫星”、“拍脑袋工程”、“易引发腐败”、“看上去很美”……这些字眼的确能令人关注，但又能说明什么呢？一个最公平、最平等，农民也好、穷人也好，都能享受免费医疗的好政策，咋就是“拍脑袋工程”、“看上去很美”？这不是“拍脑袋工程”，而是为老百姓解决看不起病的实打实的民心工程，是真真实实为群众着想的一件大美事！生在农村，长在农村，又在农村工作多年的我，听过看过太多因没钱治不起病而产生的悲剧。
5月11日，我看了这条新闻后，就写了《神木县“全民免费医疗”的标杆意义》，这应是最早对神木县“全民免费医疗”的评论，我在该文旗帜鲜明地说：“全民免费医疗”是惠民的好事，可就是这样的好事也只有神木县在做，一些发达地区的地方财政显然要比神木县好，但没有实施“全民免费医疗”，这就是标杆意义的所在。多次进行医改，不正是为了能够尽量体现医疗公平，实现“全民免费医疗”吗？看不起病是中国老百姓当前最大的问题之一，如果实行“全民免费医疗”保障制度，老百姓就不再因无钱进医院而遭受病痛；不再有罗万富式的人物出现，蹲监狱只为治病；不再发生只因没有能力支付医药费，农民工吴方华、陈爱华夫妇跳江自尽的悲剧……
那些挖苦讽刺神木“全民免费医疗”的人，在我看来是没有经历过看不起病的痛苦，站着说话不腰痛，自己有了医疗保障，而忘记了那些保障外的人：“小病挨，大病扛”，“一人生病，全家受穷”。当我看到那些“时评家”对神木县的“免费医疗”猛烈开火时，我感到了痛心和羞愧，因为我也是个时评人。作为一个合格的时评人，不仅要有良心、怜悯之情，还应始终保持冷静的头脑，才能写出深刻，理性的文章。网友躁热，时评家不能跟着躁热，患躁热症。但当今我们的“时评家”还真的患上了躁热症，这就难怪人家要把“你才是时评家，你全家都是时评家”当成一句骂人的话。
宁陕搞起了12年义务教育，也是一片冷嘲热讽。不错，宁陕地方财政只有1500多万，还是国家级贫困县，将来的压力或许要比“财大气粗”的神木还要大。我们的一些时评家不是鼓劲，不是分析未来存在着什么问题，提出解决的办法，而是一味地泼冷水。我赞赏宁陕这种勇敢精神，他们敢于在种种“不可能”、“没法做”的借口面前，率先迈出步子去探索，光凭这一点，就有理由让我们肃然起敬。其实地方政府只要在公款招待、公车消费、公费旅游里节省一些，就能支付得起这笔开支。我国每年“三公”的费用是9000亿元，节省三分之一，问题就迎刃而解。人家泰国是15年免费教育，我们没有理由不搞12年义务教育，现在宁陕这个贫困县开了个好头，就会让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官员们坐不住。什么叫教育为先，什么叫为民办事，什么叫尊重知识，宁陕县做出了表率。就是宁陕有困难，国家也应该支持。
可以说，有些“时评家”不仅患有躁热症，而且还有偏执型心理障碍，这种偏执型心理障碍如果按照孙东东的“鉴定定律”，就是精神病人。最新一期《南风窗》有篇《孙东东案了犹未了》，该文说：孙东东傲慢得厉害，他的现场鉴定是一种极不严肃和不科学的过程：没有任何物理仪器，完全是他主观上的评判。他就和当事人聊一些家长里短，我问你答。孙还将一套类似于报纸上刊出的智力游戏一样的测评表，交给当事人填写。最终的鉴定结论是，这位当事人存在“偏执型人格障碍”。这一结论被法庭采信，由此判定当事人患有精神疾病……扪心自问，我们的一些时评家、专家，难道没有孙东东这种主观上的评判？说神木免费医疗是“闹剧”、“乌托邦”、“大跃进”、“放卫星”，这难道不是对神木做出了“发神经”的“鉴定”？杂文家徐迅雷说，对一个有着非常行为的当事人，对一种反复出现的现象，或者对一个地方新推出的改革政策，作为旁观者、评论者，应该努力避免认识盲点与逻辑盲点，看问题不要动辄就是“孙东东思维”。
村上春树说，在写小说时我总是在心里牢记：“在一座高大坚实的墙和与之相撞的鸡蛋之间，我永远都站在鸡蛋一边。”无论墙多么正确，鸡蛋是多么错误，我都站在鸡蛋的一边。他还说，我们中的每一个人差不多都是一个鸡蛋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存在于脆弱外壳中唯一的、不可替代的灵魂。并且我们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也面临着一堵高大坚实的墙。这个墙的名字叫“体制”。
和谐社会需要和谐的社会心态。所谓和谐社会心态，就是人们在认识、体验、把握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，所具有的一种积极、理性、宽容、健康的心理状况和心理机制。记住村上春树那些话，我们就会少有躁热症，可以避免“孙东东思维”，就会积极、理性、宽容、健康地看待我们身边所发生的一切事情。
